新传前沿专栏｜可供性（affordance）

可供性

（affordance）

（概念+案例）

可供性（affordance）概念最早由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詹姆斯·吉布森（James·J·Gibson）提出，用于强调“环境属性使得个体的某种行为得以实施的可能性”。2003年，巴里·韦尔曼（Barry Wellman）将“可供性”概念引入传播学，“可供性”被定义为技术物和行动者之间“多方面的关系结构”。2017年，莱斯（R.E.Rice）等人进一步提出媒介可供性（media affordance）的概念，指某一特定背景下行动者感知到的其能够使用媒介展开行动（与其需求或目标有关）的潜能与媒介潜在特性、能力、约束范围的关系。这种关系视角不是孤立的研究技术，而是强调技术、环境与行动者的交互实践，使我们对新技术的观察与涉及技术的个人、群体和组织层面的关系联系起来，对理解当前新媒体传播实践非常具有解释力。（概念）

例如微博的点赞、评论、转发等技术功能为我们提供了与他人互动交流的“可供性”，而人们感知到这种可供性，并且利用其实现对社会议题的参与，甚至基于“趣缘”而形成传播圈层。我国学者潘忠党于 2017 年首次将“媒介可供性”概念引入中国传播学界，并提出“媒介可供性”包括生产可供性、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要素。（案例）

参考文献：

[1] 常江,田浩.生态革命:可供性与“数字新闻”的再定义[J].南京社会科学,2021(05):109-117+127.DOI:10.15937/j.cnki.issn1001-8263.2021.05.013.

[2] 黄雅兰,罗雅琴.可供性与认识论：数字新闻学的研究路径创新[J].新闻界,2021(10):13-20+32.DOI:10.15897/j.cnki.cn51-1046/g2.2021.10.002.